思想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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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海燕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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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人性,皆由人类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建构而来,二者在人类生存实践中构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互动关系。作为中西文化的两大基干,儒家与基督宗教分别对中西人性产生了重要塑造作用。从两家女性伦理所呈现的人性差异看:儒家是“屈妻而伸母”,张扬了女性的“母性”面而压抑了“妻性”面,体现了父系家庭伦理的纵贯性特征;基督宗教“疏母而伸妻”,张扬了女性的“妻性”面而压抑了“母性”,体现了人神“两个世界”下的平等性特征。这种“母性”与“妻性”彼此消长,造成了东、西方女性不同的生活方式、价值取向和生命体验,无疑是人性与文化互动的一种具体表现。这种人性差异,分别是儒、耶两家伦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它们各有其漫长而复杂的历史文化因缘。追本溯源,儒家是农业文明大背景下宗法父权制、孝道伦理等多种因素结合的现世伦理，基督宗教则是基于上帝一神论信仰的宗教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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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与事功之间：冢田大峰的“仁”解与管仲评价

侯雨萌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2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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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江户时代儒者冢田大峰将《论语》中的“仁”解释为“成功不违义”,主张孔子所论之“仁”是指在不违背先王所制之“义”的前提下行事成功。冢田大峰的这一阐释同时包含道德与事功两大要素,且二者互为一体、不可分割。冢田大峰不认为管仲是“仁者”,这是因为冢田大峰在用汉文训读翻译《论语》的过程中将原文中的“如其仁”错译成了“其如仁”,致使其误以为孔子未曾许管仲以“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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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洞书院揭示》对日本近世儒学教育的影响

刘金, 邓洪波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3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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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鹿洞书院揭示》对日本近世教育影响深远,从江户初期引《揭示》确立日本儒学教育理念为开端,日本教育始终以《揭示》为儒学教育的指导方针。《揭示》在日本教育机构的传播,是在符合日本幕府王道的统治基础上加以推广,并由儒学家、儒官以及爱国志士等多群体共同完成。《揭示》在日本教育机构的普及,则以儒学经典的讲释、教育指南的运用和圣学教化的实践三种形式实行。日本学者通过《揭示》认识到中国书院的教育制度,并引之创办官私之学,又在结合本土教育的基础上合理创新与改造《揭示》,从而推动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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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于“日本阳明学”的接受——兼与章太炎之比较

范根生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5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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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他到达日本的时间正是“日本阳明学”运动的高潮期,他深受“日本阳明学”的影响,接受“阳明学为明治维新原动力”的观点,进而大力称颂阳明学。梁启超对吉田松阴等幕末维新志士极为崇拜,他对幕末维新志士身份的定位经历由“侠者”向“儒者”的转变,对阳明学的推崇经历由依附于宗教到逐步摆脱宗教,在“气”和“力”层面的推崇转向在“理”和“德”层面推崇的过程。章太炎也因“日本阳明学”而关注阳明学,他开始推崇佛学反对阳明学,后来则肯定阳明学在治气定心方面的长处,认为阳明学“正堪为佛教作仆耳”,主张在佛学的主导下吸收阳明学的长处,将佛学与阳明学铸熔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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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融合：试论西夏宇宙观中的中国认同

方璐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7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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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文《外道意法》中的多种宇宙生成模式使得分散独立于各文献的西夏宇宙观表述之间有了联系,因而综合全面看待西夏的宇宙认知成为可能。其中“因心而起”和“从气而生”的宇宙生成模式的融合,体现了佛教与中国传统哲学合流大趋势在西夏的发生。综合来看,西夏以阴阳五行、天地人三才等思维解释宇宙中的自然、人事、社会三个层面,认为世间万物循环往复、生生不息。各随其时、各行其道的理念贯穿始终,并以此规范人们的行为形成社会从上至下的稳定。西夏宇宙观表现了中华文化内涵,体现了强烈的中国意味,展现出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模式的认同与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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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与玛雅文字中“神”属字的对比文化阐释

王佳菲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94-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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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概念几乎存在于每个文明之中,祂泛指虚无缥缈的神灵,承载每个文明的祈福与敬畏,而与“神”有关的字便是承载这些文化内涵的桥梁。通过对古代玛雅文字与汉字中与“神”有关的字进行考释与对比,发现其中蕴含着迥异的地形与农业、人神转化观的分歧、所奉宗教的差别、恐惧与探索的割裂多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信息,足见“神”名在文化研究中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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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意识与地方认同:略论清代四川基层的儒学教化体系及其实践

张孟雪、杨世文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115-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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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四川地区在“大一统"国家意识下,建构了系统的基层儒学教化体系,将伦理思想“濡化"至民间人伦日用,使“天下一统"的观念深入民心。基层教化在推动区域整合与族群融合,形塑共同的文化记忆和信仰,建构共同的区域文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研究旨在为我国当前强化基层文化的向心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历史镜鉴和学理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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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下庶人”：明清之际理学士人的基层教化思想

韩雪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134-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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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社会形势复杂,不仅出现了政治等多方面的矛盾,还兼具地区上的混乱和伦理秩序的崩坏,其中尤以江南地区最为明显。为了应对这一问题,理学士人重视农业生产和民众教化,以“道治合一"为根本,展现出兼顾“恒产"与“礼教"的独特维度。他们以“稼穑为本"与“以礼抗俗"的治生观为基础,不但整顿和重塑崩溃的社会秩序,更积极关注农桑治生的各类方法,以确保教化基层成为可能。此外,受乡村文化习俗和儒家伦理观念的长期影响,晚明至清初还出现了大量地方自治组织,不仅反映出明清之际整顿地方社会、重建礼俗秩序的时代要求,更体现出这一时期“礼下庶人"的独特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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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惠全书》治民治人之术——兼论黄六鸿待上之法与清代州县官生存之道

温珍金、孙劲松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15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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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惠全书》是清代科举过关的儒生精英们首次担任知县时作为重要参考的官箴书。“修己治人"是古代诸儒普遍关注的问题。作为发展非常成熟的官箴书,《福惠全书》有着古代官员的道德规范,也有州县实务的行政参考,更有人际关系处理方面的指南。除了完成知县任务,他们要与围绕在周围的种种利益集团博弈,还要与上司、同僚保持良好关系。《福惠全书》主要讲州县的政事治理之事,治政即是治民、治人,同时还关涉如何待上的问题。在《福惠全书》中,反映了清代州县官的现实环境、施政理念和行为准则,也折射出清代年轻知县为酬所学,在种种矛盾关系中践行着身为儒生精英们修齐治平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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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无可逃避的责任——以海德格尔与纳粹的问题为例

郝长墀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175-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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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德格尔问题上有两种根本相反的态度:有人认为,海德格尔1933年的错误并不影响他的伟大的哲学思想,有人则认为海德格尔的著作和生活都与纳粹有紧密关系。这两种态度都是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没有涉及海德格尔问题的实质。在文章中,我首先根据海德格尔的“共在"概念的内涵,分析了海德格尔与纳粹具有内在的关系,并指出,我们作为批判者同时对海德格尔和纳粹具有一种“有罪和无罪"的矛盾结构。进而根据克尔凯郭尔的观点,对于《存在与时间》中关于此在的“有罪责"的概念进行分析,揭示海德格尔的本真性和非本真性选择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选择,是偶然性的选择,而真正的选择是伦理意义上的选择,无论是选择善与恶,都定义了人的自我是什么。在文章的第三部分,通过解读列维纳斯的“替代"概念,即自我(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我们自己)对于他者的责任,特别是对他者的自由的负责,为了他人而赎罪和忏悔,在海德格尔问题上,我们需要特别警惕法利赛人的态度。海德格尔事件就是一面镜子,我们看到的应该首先是镜子中的自己,而不是喋喋不休讨论镜子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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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摆渡者——为哲学与科学连续性辩护

黄家光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194-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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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陈波、苏德超、王文方等学者围绕“哲学与科学连续性问题"展开了一场有趣的争论。根据对此问题的不同回答,可以划分出连续论(还原式的、扩展式的)和断裂论(极端的、温和的),通过指出断裂论及还原式连续论各自或共同存在的理论困境,辩护经过修正的扩展式连续论:摆渡式连续论。最后,指出对“哲学与科学连续性问题"的反思是延续百年的中国哲学自觉意识发展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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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德伦理视域下的恶德理论——哈尔贝希“态度理论”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品质理论”比较

刘雨濛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20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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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德的本体论问题是美德伦理学的重要议题。关于"什么是恶德”这一问题,一般而言,在当代美德伦理学中存在两种主要的解释路径:一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传统的"品质理论”,即认为恶德是一种倾向于做出消极行为的品质;一种是克里斯托弗·哈尔贝希的"态度理论”,即认为恶德是对其对象的一种不恰当的态度。品质理论受亚里士多德"中道学说”的影响,对美德和恶德的界定很难避免循环论证,在理论上存在结构性困难。而哈尔贝希的态度理论则以递归理论为基础,通过分析"态度”与其"对象”之间的意向性关系,指出恶德即是对内在价值的消极态度或对内在非价值的积极态度,由此解决了亚里士多德主义方案的结构性问题,美德和恶德不再需要通过其对立面的参照来得到解释和说明。哈尔贝希的态度理论为当代美德伦理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与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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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与变易之道

盛邦和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227-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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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为蜥蜴,又为"潜龙”。蜥蜴善变,《周易》以此命名,可知经典主题在于揭示天地万物"变”之本质。变为变动、变化,人则通变而变通,通则新而长久;"观变于阴阳”;对立交感,物极必反,此为《周易》变易之道,亦为中国人由古及今、恒长隐喻的精神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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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自然”义辨析:从“道法自然”到“因自然”“顺物自然”

任天星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240-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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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概念的说”,中国哲学往往表现为"以事言之”,通过具体的"事”承载和表达思想。这就使得回到相关文本所叙述的"事”中,以其"事”释其"意”,成为理解庄子"自然”思想的重要途径之一。先秦时期,一方面,人和世界何以存在的问题并没有随着"道”的统一性和绝对性而彻底解决。另一方面,抽象的统一性总要通过具体多样的物或事来体现。"道法自然”中的"转折”,即是对此问题的思考与回应。庄子"自然”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道法自然”中的倾向和立场,并未将"自然”看成是某种具有确定内容或本质规定的对象。在"顺物自然”"因自然”中,皆是以人的具体存在方式为基础形成的价值性认识,体现着作为对象存在的世界与人的存在的彼此确认。如此"自然”更多体现的是其生成性,而非既成性。庄子"自然”思想中,"人为”与"本然”(天然)紧张与矛盾的根本原因,并非来自形上之域,主要来自于"人为”的实践领域。即由人的存在限度、认识深度和实践广度所造成的对"为”的种种误用、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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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的心学思想与书院精神

朱汉民、喻剑兰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263-2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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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通过对宋儒的反思批判,相继提出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心学思想。与此同时,他又以心学为教育理念,将良知之教、为己之学与书院教育实践结合起来,努力推动宋代书院精神的复兴。王阳明认为明代学校已经失去了为己之学的教育传统,而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心学理念与书院实践,以复兴宋儒确定的书院精神。王阳明在他留下来的一些有关书院的历史文献中,提出了自己关于书院精神的良知理念,他希望通过书院讲学以复兴儒家的圣贤之学,使书院成为明代心学的学术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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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琴律说》新探

汪子骁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279-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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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律说》作为重要的琴学/律学文献,其受到的关注度与目前的研究水平并不相符,存在的问题还很多。这源自对研究版本的选择、对文本的解读、对数据的考察、对朱熹理学思想的理解等分别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本文试图以可靠的版本为依据,结合前人的校对成果对文中涉及的所有律学数字进行系统梳理,并对朱熹行文背后的思想倾向进行分析解释。以促进进一步学习研究,达到帮助更多人读懂这一重要文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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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医者的西学观与心态——基于恽毓鼎日记的医疗史考察

陆思麟、薛咏婷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294-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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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恽毓鼎澄斋日记》中有大量关于疾病与诊治的记录,通过梳理和分析这些记录,可以探究恽毓鼎对医学的学习和实践历程。最初,恽毓鼎持保守的政治立场,坚守中医传统。但长期阅读西方医书后,其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从最初的抗拒西医逐渐转变为接受。尽管恽毓鼎受到政治立场等因素影响,对西医仍保留一定的批评态度,但他在某种程度上,是对西医制度和治疗外症技术表示认可,展现出晚清医疗史的相关问题,以及对西学的观念与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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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历史世界》所涉淳熙年间史事辨正

代天才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325-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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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人“合骄于散”论

李玉鑫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34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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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出现了使骈文向古文看齐,并取式于古文的“合骈于散”现象。在清代文学史上,“合骈于散”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维护骈卑散尊的文体秩序,借攀附散文以达到尊体的目的,演绎了两宋以来的“合骈于散”思想,发掘出六朝文献中有与散文品质相缀属的部分。在复归六朝的运动中,清代骈文界借取散文中“气骨”“义法”等概念,自觉地依据这些基本点扭转宋明四六的风气,打造“六朝感”,造就了清代骈文由模拟六朝而别成一家的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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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予究竟是不是“神话”?——对刘易斯与塞拉斯之争的新阐释

郝璐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363-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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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刘易斯的所予概念及其概念实用主义遭遇多方批评,尤为著名的当属塞拉斯对“所予神话”的批判。尽管刘易斯的所予理论存在不合理之处,但塞拉斯的所予批判并没有完全击中刘易斯的要害。塞拉斯片面强调概念和非概念的二分,而刘易斯过分强调经验和概念的二分。本文试图从基础整体论立场为所予理论提供辩护,即我们的认识是一个与世界不断进行认知摩擦的过程,所予是认知摩擦的产物,构成了知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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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朱子“智包四德”思想

皮昊宇

思想与文化. 2025, 24(35): 376-3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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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包四德”常被理解为宋儒之要义,在朱子学研究中学界重视仁多于智,然而在朱子的文本中亦有“智包四德”的说法。朱子的“智包四德”思想包含两方面内容:一是在功夫论层面,以智为义理根源的知觉保证了“知之在先”,因此智在发生上对于其他三德具有优先性。二是智之“藏”义在天道层面起到了敛藏生机、“贞下起元”的作用;在人道层面“主含藏”“无运用”使得智可以周行诸德,为诸德的实践提供支撑。“智包四德”并非对“仁包四德”的否定,而是在肯认仁体统摄诸德的前提下,叙述智的“敛藏万物”与“周行诸德”功能。辨明朱子“智包四德”思想,为观察诸如阳明等思想大家提供新视域,亦为进一步完善儒学“仁本论”框架提供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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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第24卷, 第35期　
刊出日期：2025-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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