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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 第25卷, 第36期 
刊出日期:2025-06-01
  

  • 全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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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比较
  • [德]尼尔斯·魏特曼著 王骏译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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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洛-庞蒂认为,看(Sehen)在“事物中间”发生,也就是说,就像在它们之间发生,而不是仅仅面对着它们。“在……之间”(Zwischen)指的是位于可见物与在可见物中变得可见的东西之间的场所。这个“在……之间”是现实发生的真正场所,其中可见物同它的意义直接关联在一起,因而只有通过它才能看到在其自身现实性中的可见物。就跨文化而言,这意味着:将各种文化分开的“在……之间”本身不过是它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在……之间”并没有展开自己的空间,它没有自己的存在。因此,恰恰是“在……之间”使得人们注意到文化并没有被任何东西分开。它们是同一的,也就是说,每一种文化都是其他文化,但都有各自不同的方式。从跨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文化并不相互并列,甚至相互对立,因而根本上也就不能被纳入到一个多元文化或跨文化的范式中。以跨文化的方式来看,这些文化不是对人们在必要情况下可以相互沟通的世界的不同解释和塑造,而是对其他文化的解释和塑造。当然,这些文化本身并不是什么不同的东西,所以每种文化都展示了实际体验过的塑造文化本身的尝试。在每种文化中,所有文化都受到威胁——同它们一起的还有整个人类和人性。因此,跨文化的遭遇首先涉及的不是理解和承认,而是相互批评并尝试使各种文化中受到威胁的事情免于失败。跨文化哲学是一种“在……之间”的思维——这同时且主要意味着:它是一种在“在……之间”之中的思维。
  • 姚新中, 高文心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1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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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是中国形而上学与中国文化中的基本概念之一,是中国人生命、思维、信仰及行为方式的基础。在英语文献中,“道”的译法多种多样,比较常见的如“way”,“hodos”、“method”、“noumenon ”、“ truth”、“ principle”、“nature”、“law”,甚至是“God”。虽然如此,这些翻译依然无法涵盖“道”的所有含义。因此,我们不仅要从比较的视域来审视“道”与不同英译的区别,而且要关注其在中国古典文献中的起源与演变,尤其是在儒道两家语境中所具有的复杂性,比较的视域能够帮助我们厘清“道”在使用中所形成的一些悖论,也有助于考察“道”与“Way”之间的异同,而后者正是古希伯来-希腊文本与语境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 李勇, 赵鑫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3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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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传统的发展问题是重要的时代课题,当下进步儒学的讨论便是推进儒家传统的一种尝试。在其中儒家民主派与儒家贤能派相与争锋,争论之一便是君子与小人在政治上平等与否。《荀子》文本因其丰富的政治思想论述成为双方争抢的理论资源。基于对《荀子》文本的解读,作为儒家民主派代表人物的金圣文论证了君子与小人是政治平等的。但是,本文分析,金圣文的论证很难站得住脚。本文将金圣文的论证重构为两个版本,一个是基于道德平等的非工具主义版本,另一个是政治平等的工具主义版本。通过重构指出非工具主义版本在理论上面临质具论还是性恶论的两难挑战,因此,非工具主义论证不成功。而工具主义版本的成立主要是基于对《荀子》文本的误读,因此,工具主义论证也不成功。
  • 自主知识体系
  • 王丽慧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5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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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一生水》提出“太一→水→天地→神明→阴阳→四时→岁”的生成序列,以一年为单位,往复循环,成就宇宙与生命,体现动态循环的宇宙观。《黄帝内经》以“气-阴阳-五行”为框架,以“天人相应”为核心,将宇宙规律映射到人体生理病理中,更注重自然与生命的系统性关联。可见,虽然同为黄老学著作,《黄帝内经》注重自然与生命协调共存的学实践,主体部分属于“形而中”的范畴。《太一生水》则更侧重“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两大文本哲学思想的比较体现了道家思想的分流与融合。《太一生水》“四气成岁”说还间接证实了编写者的信息。
  • 李友广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7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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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子》文本中有着丰富的治论内容,体现出了有别于传统政教理论的内容、特点及意义。老子治论是以道为价值依据,以圣人无为治世为主要内容,以弱为用,以葆有百姓自然本真之天性为旨归的政治治理理论。这套政治治理理论的形成,既深受上古治水经验的启发,也有着矫正春秋晚期天下政治之失的现实用意,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合理性。但由于战国时期君王与宗室贵族及异姓贵族权力之争的日渐加剧,后出的黄老道家便对老子治论理想性和可操作性弱的不足有意进行了修正,从而使得被修正后的道家治论进入了一个能够真正参与现实政治的新阶段。
  • 王觅泉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8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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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者夷之认为,孟子描述的“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恰好表明“爱无差等”,但是孟子认为这类情境具有特殊性,不能以偏概全。恻隐不忍之心对世间痛苦敏感,能够触发一种避免和缓解他人痛苦的消极之爱。消极之爱的对象是普遍的,但增益他人幸福意义上的积极之爱则没有这种普遍性。即使消极之爱,在要求较高付出或资源条件紧张的情境中,也还是会有差等。积极之爱奠基于互利互善的社会合作,“仁民”的动力并不来源于“亲亲”,如果没有互利互善的家庭生活,“亲亲”本身也难以维系。“爱有无差等”不能一概而论,而是需要综合权衡多维因素,除了对象与我之关系的亲疏,还应考虑情境的紧迫程度、能力和资源条件的满足程度,以实现爱的中道。在两种最基本的消极之爱的意义上,应该讲兼爱,在此之外,儒家“爱有差等”原则通常更加现实和合理。但要实现儒家“天下一家”的仁爱理想,也应明确“互惠”的重要性。
  • 黄河, 马艺珈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104-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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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子·齐物论》末尾的“庄周梦蝶”寓言,长期以来在学界形成了两种主要的阐释理路。其一是郭象、成玄英所倡导的“梦觉如一”,强调梦境与觉醒的相互转换;其一是在西方美学影响下形成的“物我为一”,注重自我与万物在审美体验中的融合统一。在反思以上理路的基础上,本文主张对“庄周梦蝶”的阐释应遵循“以庄解庄”的原则,提出从“齐而不齐”到“化而不化”的阐释进路,以揭示庄子对梦觉、物我、物化、死生的独特理解。庄子主张在思想上超越主观分别和既有执着,接纳万物的差异和不齐,达到“齐而不齐”的境界;在生命实践中,倡导个体在顺应自然变化的同时,保持内在的清明与自主,不因外在变化而迷失自我,达成“化而不化”的理想生命状态。这一过程是庄子“以道观之”思想的现实展开,体现了从观念平等到生命自在的递进关系。这一阐释既全面揭示了《齐物论》的要旨,也为理解庄子哲学的整体义理提供了新视角,更重要的是为当代关于平等与自由、和谐与超越的哲学探讨,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资源。

  • 诗书礼乐
  • 黄建伟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12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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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足于对陈白沙诗歌的研究,本文总结出诗化哲学的诸多特点。一是作者以为诗哲同源,皆源于形而上者,也都指向形而上者。二是植根于哲学经典,使用旧有的概念和典故。第三个特点是诗歌常被哲学家用来吟咏人生境界、人格气象,表述自己的人生哲学。诗化哲学也有其表达方式,如使用哲学概念、义理典故、道喻,关切哲学问题,进行诗文互证。另外,白沙更有歌诗工夫,以音声、韵律通达先天之境,这是中国诗化哲学萌发的秀丽枝桠。
  • 丁肇聿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148-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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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三代”概念中存在“殷”“商”的异名现象。“殷”“商”之名分别代表共同体构成的不同发展阶段,反映了政治文明的内在演化过程。“商”的得名标志着以血缘的先天统一性对血缘共同体的政治性构成;“灭夏”标志着非血缘的因素产生后,外在统一性对超越血缘的政治共同体的建构;周人称“商”为“殷”,反映了迁殷后“商”在共同体构成中对血缘的剔除。通过以上三个阶段对统一性的不断重塑,殷商不仅完成了自身的构成,也实现了“中国”在文明层面的更新。
  • 王一儒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164-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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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荀子的《礼论》《乐论》中,出现大量与生活[摘日用相关的内容,诸如祭祀、丧葬、乐舞、乡饮酒等场景,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为何关乎公共秩序的礼乐在荀子思想中,与偏向私人领域的日常生活有如此紧密的联系?“生活政治思想可以作为尝试理解这一问题的可能途径。“生活政治”即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层面予以解读的一种政治范式,苟子认为礼乐的制定应基于人欲、人情,充分考虑人的自然需求:故与日常生活联系紧密,突显“自愿原则”,具有正当性。礼乐制度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礼乐生活便成为礼乐制度的规定性构成,具有公共性意味,在礼乐化的日用常行中塑造公共秩序。
  • 雍树墅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18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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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贽的“琴者心也”乐教思想是由汉代班固的“琴者禁也”乐教思想演变而来,从儒家乐教的功能而言,“琴者禁也”与“琴者心也”的共同价值指向是“修身养性”。“琴者心也”乐教思想的主要内涵包括:“心同吟同”“丝未必不如竹”,“竹未必不如肉”“有声不如无声”“尽言不如尽意”“心手相连”等方面。“琴者心也”乐教思想的特质则是:以“心”为主宰的真实自然之情通过琴乐的形式而抒发,使琴回归至“乐器”的本色,明确了人的思想情感在琴乐中的主体地位,完成了从“养心”到“得心”的过程。
  • 伦理思想研究
  • 郭晓东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197-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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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漱溟与谢遐龄都认为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但谢遐龄更强调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认为当代中国仍然是伦理社会。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是理性的社会,因而中国社会以伦理为本位;谢遐龄则认为,正是因为中国社会不是理性主义社会,所以中国社会是伦理社会。与一般将伦理社会视为讲道德的观点不同,谢先生重视的是对伦理社会本身的哲学分析,是从社会结构的性质立论,从而将伦理社会视为以人事关系为主导的社会关系的社会。
  • 张海龙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207-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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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君毅的伦理表达常常是在“人道论”的场域中展开的,他由人作为一特殊的、具体的生命体这一基本事实出发,直面人生种种问题,开始其伦理思考。唐君毅的伦理思想进路在理论上具有典型的存在主义特征。与之相应,在伦理方法上,他以重思辨、综合为特征的“超越的反省法”,与以同情共感为基本特征、以直观为本质的“感通法”为核心方法。唐君毅的核心伦理方法不仅体现出了其伦理思想融会中西的特点,而且也折射出了他对中国伦理思想重视人之主体性以及伦理与生命之间的庄严联系——这一基本精神的把握。
  • 《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笔谈
  • 何青翰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22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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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重返“文明论”以及剖析西方历史哲学的局限为前提,《文明论的历史哲学》着力将中国所能提供的“和而不同”“多元一体”的共生秩序格局归因于兼备超越性与经验性的“中道”,在阐明仁性意识所支撑的“历史文化宇宙”的同时,也为我们提示了晚近中国知识人面对中西之争、古今之变所经历的艰苦心路。在该著中,对中国文明的突破类型以及核心思想的重新审读并不是为了将其抽离具体的历史形势与政治活动,而是为了从中国文明的仁性与中道之内提炼出一种衡定古今之变的必要尺度,维系其中的圣贤精神,使之对照于今日的中国与世界的种种变迁,增强知识人的健康心智。据此而言,延续不绝的“中国”,也就成为了生存论的“中道”真理的化身,由此敞开的人民大众的生活,是历代圣贤以其生命和人格在参与其中的文化道场。
  • 褚叶儿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235-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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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赟教授在《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中揭示出孔子所开启的仁性意识即是中国天下时代的精神突破。而这场精神突破实际上是孔子对周代宗法秩序瓦解之反思的结果。如果说亲亲尊尊是宗法秩序的核心原则,那么仁性意识本身就包含了对于亲亲尊尊的重新理解,以及对于一种可以安顿万物性命的礼法秩序的需要。由此,我们才能理解孔子为何如此重视制礼作乐的意义,以及为何由孔子开启的经学其旨归在礼。
  • 徐潇鹏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246-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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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哲学符号试图以存在(being)制约流变(becoming),在历史与秩序的张力性结构中,通过绝对普遍性消除地方性的文化要素,并建立普遍历史的单线性秩序叙述。这种模式以排斥历史意识为特征。《文明论的历史哲学》试图回到流变之中重建历史意义,基于文明的立场重审历史与秩序的关系。单个文明已经是诸多地方性传统的秩序整合,也是所有普遍性思考的基石。文明论的视域意味着以文明间的关系取代普遍性和地方性的不对等结构,普遍历史同样是一种文明生长出的普遍性秩序想象。文明的自我认识、相互融合是真正具有上升性的历史运动,也即历史内蕴之秩序。
  • 杨永涛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261-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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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明论是当前哲学研究的前沿学术话题,陈赟教授《文明论的历史哲学》一书,基于文明互动的视野,以其出入古今中外历史思想的深厚功力,有力地回应了现代性给历史意义带来的挑战。中华文明的历史普遍性是呈现为“天经—地义一人情”三元组构的具体普遍性,它不仅赋予了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意识,而且使每个人能够在历史的生存中安身立命,找到自我的存在价值与生命意义。个人在当下生活中的自我实现,亦是作为世界精神的“天心”的展开,在这一过程中,世界文明朝着“天下归仁”的方向演进。在文明论的视角下,历史的意义得到了具体的呈现。
  • 西学东渐
  • 朱华华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273-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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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斯贝尔斯哲学在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经历了从初步译介到系统研究、再到理论建构的阶段演进。其核心挑战不仅在于术语翻译的准确性,更关涉其思想体系在本土语境中的理解与融合。中国学界在系统译介与意义转换的基础上,结合本土哲学传统与现实问题意识,在生存哲学、历史哲学等领域推进了雅斯贝尔斯思想的批判性接受与创造性转化。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立场逐步由“解释他者”转向“建构自身”,推动了本土理论体系的生成与学术主体意识的确立。本文聚焦翻译实践、理论诠释与体系建构之间的内在关联,探讨雅斯贝尔斯思想在中国的接受路径及其对跨文化哲学交流的方法论意义。
  • 青年学者论坛
  • 吴斌斌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291-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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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的“仁政”主张实现一个人人都能够自由、充分地发展的社会。(“仁者好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实现的基础是建立包括生育、教育、职业培训、养老、医疗保障的完备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所需资金可出自公共资产的合理管理和经营,避免成为政府财政的负担。(如井田制等)而随着生活成本的降低,人们生育意愿提高,储蓄更多地用于消费、投资,则带动了经济的增长。而经济增长又会促使政府、企业能够以更多的盈余来投入公益事业,从而形成了“民生”和“政府/企业”之间的“正反馈”循环,有效地支持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结合当代的案例,我们能够看到儒家理论的深刻性(而不仅是作为一种道德呼吁);此外,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来促进发展,不但可以用之于国家治理,还可建构有别于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中心—边缘”世界体系的、有益于大多数国家共同发展的包容性全球化。这一点,从我国“一带一路”合作项目重视基建的现实效益可以看出。
  • 白婷毓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314-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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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常生活金融化表现为消费信贷等金融产品的普及、个体与社会时空秩序的重构,以及因金融市场风险而加剧的个体生活不稳定性。在全球化与数字化的背景下,生活的各个方面已经浸润在金融化之中,资本逻辑的深入渗透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和经济风险。作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特征,日常生活金融化仍然需要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框架内进行审视。尽管日常生活金融化提高了资金获取与投资的便捷性,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但如果缺乏有效的监管,可能会导致过度负债和资产泡沫等风险。因此,平衡发展与监管,加强风险防控和金融教育,对于确保经济个体与整体系统的健康运行至关重要。
  • 学科发展评议
  • 曾海龙, 刘正韬
    思想与文化. 2025, 25(36): 335-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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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4年,上海中国哲学学科延续了前些年性理之学与经史之学分头并进的势头,并呈现出以史思互动、中西互摄、多维融合为主要特征的发展态势。概略而言,上海中国哲学近三年的主要进展与特点如下:一是史思互动中的文明论哲学成果不断涌现;二是以春秋学为主的经学复兴未艾方兴;三是继续基于生生思想创构思辨性哲学体系;四是对诸子学与经典的多维研究持续推进;五是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以及中国思想的现代诠释取得新进展。近年来上海中国哲学学科也典型地呈现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态势,中国思想的普遍性与世界性意义,在上述中国思想的多维呈现与互动融合中不断得以彰显。